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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标题：古城张掖的江南遗风
古城张掖，地处交通要道的十字路口。东西有直通长安、中亚和西亚的丝绸大道，南北有从西宁、居延直至北方蒙古的草原丝绸之路，这两条大道都以张掖为枢纽。张掖又是我国早期民族交会的中心，大月氏、匈奴、乌孙等民族都曾在此生活过，历史上民族活动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。
张掖气候温和，水资源丰富。这里背靠树木繁茂的祁连山，我国第二大内陆河黑河穿境而过。冬季积雪深厚，春季积雪渐融，万壑倾注，黑河（古弱水）奔腾澎湃，流入几十条古渠，灌溉数州县的万顷良田。因水资源丰富，古渠纵横交错，是河西主要的灌溉农业区。加之代复一代的屯垦，张掖以土地肥沃，物产丰饶而闻名，故有“金张掖”之誉。
黑河之畔的乌江，地处张掖盆地的最低端，土地肥沃，种植水稻具有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。早在唐武则天时代，当时的甘州刺史李汉通奉命在张掖屯田栽植水稻。不久之后，乌江出产的稻米，名传遐迩，久负盛名，成为贡米。
因为出产稻米，于是产生了许多类似于江南的习俗。据《甘州府志》记载，古张掖的酒店大多会用米做酒。用米和曲酿成的称黄酒；以糯米和曲加汾酒，可以酿成绍兴、玉兰、金盘、三白诸色酒。还有一种用大麦酿成的缸子酒，掺入黄酒、鸡汤，截取张掖城边丛生的芦苇秆为管，饮用时据管而吸，这些古老的酒和喝酒方式，均带有明显的江南遗风，被杜甫称之为“芦酒”。
乌江出产的稻米粒大、色白，蛋白质含量高，是酿造甘州黄酒的主要原料。用乌江大米蒸煮米饭，出饭率高，并且做出的米饭清香、柔筋。明人郭绅在他的《观刈稻诗》中，盛赞张掖水田稻美：“甘州城北水云乡，每至秋深一望黄。穗老连畴多秀色，稻繁隔陇有余香。始勤东作同千籍，经获西成满万箱。怪得田家频鼓腹，年丰又遇世平康。”
水丰泉众，为张掖带来几多江南风光。据相关资料记载，古张掖城周边平畴绵延，阡陌交错，触目一派泉流映带、沼泽湾回、芦苇丛生、水草交横的南国景象。城内池塘众多，多植莲藕和养鱼。元代张掖人燕不花的《竹枝词》云：“湖头水满藕花香，夜深何处有鸣榔？郎来打鱼三更里，凌乱波光与月光。”近人更有“不望祁连山顶雪，错把张掖当江南”之赞誉。
流溪、涌泉、荷风、稻香、河塘、苇荡、游鱼，一派鱼米水乡风光，与风光旖旎的江南似乎只差一叶扁舟。
张掖作为河西走廊重镇，历史上是丝绸之路的咽喉要道，也是重要的移民目的地。尤其在明代洪武至永乐年间，为充实边防、屯田戍边，朝廷从长江中下游地区（特别是南京、苏州、扬州、常州等地）大规模移民至张掖。这些江南移民的到来，不仅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文化，也将江南的生活习俗、节庆礼仪、审美情趣，深深地植根于这片河西走廊的黄土之地，形成了独特的“江南遗风”。
江南为鱼米之乡，移民带来了对米食的喜爱和制作技术。张掖虽然主产小麦，但当地人至今保留着对米糕、糯米点心、甜醅子（类似江南酒酿）、汤圆（元宵）等食物的喜爱，并在节庆时广为制作，如春节的年糕、元宵节的汤圆。这与西北以面食为主的地区有明显区别。
张掖远离大海大河，鲜鱼难得。江南移民思乡情切，便用面筋、豆腐皮、鸡蛋等材料，模仿鱼的形状和口感，精心制作成“假鱼饭”，作为宴席上的重要菜肴，还有“搓鱼子”和“鱼儿粉”等，这些都体现出移民对江南鱼馔的怀念和替代智慧。这种对“鱼”的执着和模仿，正是江南食俗在张掖乃至河西的一种独特延续。
江南文化素来重视文教。移民张掖的江南人，将“耕读传家”的理念同时带来。历史上张掖文风较盛，出了不少文人学士，民间对读书人也较为敬重。这种对文化教育的重视，是江南遗风在精神层面的重要体现。
这些古老的江南遗风，如同深埋于西北黄土下的江南种子，历经沧桑岁月，生根发芽，抽枝展叶，绽放出独特的花朵，成为张掖地域文化中一道温婉而鲜亮的底色，生动地诉说着民族迁徙与文化交融的历史故事。随着时代的发展，社会的进步，不少习俗渐渐淡化。但深入民间生活观察，尤其是在传统节日和乡村地区，这些江南遗风依然能够真切感知，清晰可辨，这成为张掖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。
陆金友
（兰州日报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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